蒋经国的“质子岁月”

1925年10月底，一行青年学生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货轮，驶往北方的海参崴。

他们中有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孩子。

比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还有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像王明、张锡媛等。

抵达海参崴后，他们将乘火车穿越茫茫无垠的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并在那里开启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

漂亮的莫斯科河畔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所大学距离莫斯科的“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很近，掩映在树林之中的一座小楼里。

在它存在的短短五年里，共接收了859名国共两党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包括：邓小平、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张锡媛、蒋经国、谷正纲、郑介民等人。

很豪华的校友名录。

考虑到回国以后的安全，大家来到莫斯科中大报名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取一个地道的苏联名字。

邓小平叫多佐洛夫，乌兰夫叫拉谢维奇，叶剑英叫尤霍洛夫，蒋经国叫尼古拉……

有些人的俄文名字甚至陪伴了他们一生。

比如秦邦宪（博古）后来取其俄文名“波戈列洛夫”的前两字为化名，张闻天（洛甫）取其俄文名“伊兹梅洛夫”的后两字为化名。

在莫斯科中大，小平同志遇到了漂亮的北京姑娘张锡媛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人是鲍罗廷。

“中山”大学名字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因此这所学校又被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

熟悉国共早期历史的朋友对于“鲍罗廷”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

1923年至1927年间，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中国广州政府代表，是协助孙中山“联俄容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胡志明是他的秘书。

当时鲍罗廷被外界称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

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孙中山给鲍罗廷的聘书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鲍罗廷对于这所大学很重视。

他几番游走，在莫斯科的“黄金地段”选择了一处校园。

校区的主建筑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等一系列改扩建设施。

很具现代范。

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大学生

那个年代中国年轻人对于苏联和莫斯科的向往之情是非常强烈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消息一出，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

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最终有280人凭借考试脱颖而出，另20人经鲍罗廷的“特别推荐”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20人自然就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

除了国内招录的学生外，中共旅欧支部的一些同志也被邀请至莫斯科中大学习。

小平同志就是通过这一“直升渠道”进入中大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主楼

莫斯科中山大学采用小班制上课，课程主要有俄文、历史、哲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学制两年。

第一期的开学典礼由大名鼎鼎的托洛斯基亲自主持。

当时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度在校园里很流行，受到众多狂热青年学生的追捧。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盛大游行时，还有激进的中国学生在检阅台前当着斯大林的面高呼拥护托洛斯基的口号。

年轻人真是想死拦不住啊……

因为这层关系，后来斯大林曾对该校进行了重点的“托派”肃清运动。

前前后后共有三十六名“托派”中国学生被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客死他乡。

化名尼古拉的蒋经国曾一度非常支持托洛斯基的理念，之前有过公开场合的表态。

不过很庆幸，红场大游行这次蒋经国在俞秀松的“精准预判”下被提前支走，躲过一劫。

否则按照那个年代苏联的办事风格，小蒋很可能就客死西伯利亚了。

托洛斯基作为和列宁平辈分的人物，在列宁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不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最终客死他乡

莫斯科中大求学期间，蒋经国和小平同志是同班、同寝室的同学。

不仅如此，小平同志还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在那段异国他乡求学的岁月里，蒋经国饭后总是与小平同志等共产党人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

散步途中，小平同志经常给大家讲述在法国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听得蒋经国津津有味。

在小平同志和蒋经国的同班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开国上将乌兰夫，他是蒋经国的同桌。

乌兰夫汉名云泽、云时雨，1906年出生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

1925年10月，他作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乌兰夫的俄文很出色，是学校排球队的队长，经常率队与同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排球队打比赛。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乌兰夫参与了大会文件翻译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清党。

作为蒋介石之子，身处莫斯科的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于是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同学们则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欢呼之意)”

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此后的九年里，随着蒋介石和苏联关系的恶化，蒋经国逐渐从一个“自由学生”变成“人质”——斯大林始终不批准他回国的请求。

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蒋经国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一度担任助理厂长兼《重工人日报》主编。

1935年，蒋经国还曾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三度发表批评蒋介石的文章。

其中，1月22日发表的《给母亲的公开信》流传最广。

在这封长信中，蒋经国称：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

当然，回国后的蒋经国对这些文字都给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瓦赫列娃（中文名：蒋方良）和蒋经国，摄于1935年。

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期间，蒋经国结识了厂里的一位女工人——瓦赫列娃。

瓦赫列娃并不清楚蒋经国显赫的身世。

在她眼中，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中国青年是“年轻有为的助理厂长”，很值得托付终身。

相恋三年后，蒋经国与这位来自西伯利亚农村的俄罗斯姑娘在异国他乡办了一场简单的结婚。

后来蒋经国带着她一起回国，1949年又一起去了台湾。

回国后瓦赫列娃在杭州被蒋中正和宋美龄接受，与蒋经国在浙江溪口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蒋经国、蒋方良和生母毛福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冲冠一怒给蒋经国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蒋介石和苏联的关系再度微妙起来。

为了拉拢蒋介石抗日、减小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斯大林开始对老蒋百依百顺。

作为重归于好的见证，滞留苏联多年的宝贝儿子自然得送还给蒋介石。

于是1937年初，在苏联生活了十二个年头的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蒋孝文）一起返回中国。

至此蒋经国在苏联一共待了近十二年。

这十二年的岁月很难说小蒋是运气好还是不好。

说好吧，毕竟是被扣留做质子；说不好吧，他前后阴差阳错的躲过了几次大难。

除上面提到的“托派”事件外，后来的“江浙同学会”事件也让他险些丧命。

这里就不细谈了。

1937年回国前后的蒋经国

临行前，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接见了蒋经国。

大林哥给小蒋灌输了“中国应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与苏联共同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等思想。

其他参与接见的苏联高官还在蒋经国面前把他背叛革命的老爹表扬了一顿，很是尴尬。

由于不放心蒋经国一家三口路上的安全，苏联方面委派了大名鼎鼎的康生同志一路陪同蒋经国回国。

要是康先生能趁此良机把小蒋给策反掉，那可真是盖世奇功一件了。

回国以后，蒋介石为了洗掉蒋经国脑子里的那套“苏联理论”，把儿子半软禁在老家奉化溪口。

老蒋每日安排人督促，逼小蒋读《孟子》和《曾文正公家书》这类古书……

奉化溪口小洋房，蒋经国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蒋经国和俄罗斯妻子蒋方良育有三子一女。

三子分别是蒋孝文、蒋孝武和蒋孝勇，一女是非常有名的蒋孝章。

蒋孝章容貌出众，是蒋介石、宋美龄口中“蒋家三代最宝贝的孙女”，人称“台湾第一千金”，现定居在美国旧金山湾区。

赴美留学期间，蒋孝章被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的“私生子”俞扬和（谱名俞启德）拿下。

蒋俞联姻，也由此造就了俞家在台湾的“二次起飞”。（《渔舟唱晚》）

1950年蒋经国全家福。（前左起）蒋孝武、蒋方良、蒋经国、蒋孝勇、（后左起）蒋孝文、蒋孝章

除了这名正言顺的四个孩子外，蒋经国还有两个私生子。

1942年的夏天，小蒋的情人兼秘书章亚若在广西桂林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

蒋介石按照蒋家族谱排辈，亲自为其取名为孝严、孝慈。

无心插柳柳成荫。

如今在台湾政坛代表蒋家施加影响力的，恰恰是这对“私生子”的后代。

蒋孝严曾历任“台湾行政部门副院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国民党副主席等要职。

蒋孝严的儿子蒋万安，则是当下国民党的“人气立委”——百年蒋家在政坛最后的火苗。

全篇完